一、不协调病句
1961年2月，《玄黄》杂志发表了纪锡尧（浙江东阳人，1911~1981）的《病句遐想》。该文一上来便试图区分“有效病句”与“不协调病句”两个概念。 “不协调病句”包含了两种病句类型，即“语法病句”与“逻辑病句”。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类病句使整个语句难于自洽，必须改变语法成分或取舍逻辑词项，才能使得语句表达的意思为唯一，否则为歧义句型。而在实际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歧义句型是不被接受的。 纪锡尧写道，在有效病句中，人们总是能独立了解句子的意旨，并容易修改；而在不协调病句中，除非结合上下文，或依据常识推断，否则难以明确句子所要表达的内容。 他在文中试举了两种类型不协调病句的例子。语法病句的一例是：“意志越烧越旺。”理由是抽象的意志无法像火焰那样燃烧，属于“主谓搭配不当”。但纪锡尧同时指出，这个句子不同于有效病句，不给出具体语境，可能是难于修改的。他给出了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关乎审美。他坚持语法病句的修改要遵从最少破坏原则，也就是用最少的字词替换病灶单元。在没有初始语境的情况下，他拟想了两个修改方案，分别是“意志愈挫愈勇”和“宇宙越烧越旺”。纪锡尧坦言，这样的修改既破坏了原始语义，也难以满足对最少破坏原则的追求，“如此修改一定是不美的。” 紧接着，纪锡尧解释了他不愿修改此句的第二个方面。原来，这个例子改写自他在沪江大学读书时期、同窗好友孟陆未（1911~1973）的一首革命诗歌，原诗的第一句是：意志在燃烧。“诗歌是抵挡语法病句的一道堤坝……似乎一旦到达诗歌的层面，语法病句就会望而却步。反过来说，诗歌也是一道安全阀门，它就像一间堆积了足够多惰性气体的房屋，语法病句在其间走来走去，变成了失去引线的不安分子。” 纪锡尧给出的逻辑病句例子是：我们相互自尽吧！他指出，使用此句的人，可能是想不无幽默地定义一种自杀方式，是对“联手准备，相互见证”的不当简化，这种漏洞百出的解读（原文如此）意在使原句更接近语法病句。无论如何，修改逻辑病句近似于对事实的考察，与审美无关。纪锡尧将这类句子称为“错句”，从而与“病句”相区分。 从“病句”与“错句”的概念辨析出发，纪锡尧重拾文章开头的话题，继续探讨“有效病句”，并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二、病句不存在
“有效病句与语法病句的区别有时并不明显。诸如‘成熟的苹果跌落地球’‘山峰感慨雪层的寂静’‘水是对水的正确描绘’……这一类存在语法瑕疵的句子，当人们质询它们所要表达的唯一意思时，就使得这些句子滑向语法病句。而如若人们通过一两个词的简单替换，把它们变成正常的句子，则可以认为原句不过是一些有效病句。 “因此，区分两者的最好方法是评估‘修改’对句子的损耗程度。有效病句的修改是‘没意思’的，乏味的，消除语病的过程不会为句子本身增添光彩。语法病句的修改是建立在牺牲美感、放弃表意的多义性——与歧义有所不同，歧义是表达的意外，多义性是句子表达的目的——等基础上的，对修改与否的辨析成为了获得句子美感的来源。” 纪锡尧在文中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举出的例句尚只是一些单句，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像是诗歌中的一行，“必须再次重申，诗歌拒绝讨论病句。诗与平常应用语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这也不是说，写诗就是在写一组特殊的病句。” “与错句相反，病句并非人们无法理解的句子。人们定义病句、识别病句，都是对语法规则的实例补充，而不是破坏。 “语言似乎具有一种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语病，并将其吸收进语法体系。从这个角度说，‘病句’是不存在的，病句只是一个句子进入常规语言的前期准备。而诗歌写作的初衷绝非为了进入常规语言，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加以综合比较和证实，只是提出一个大略的猜测：诗歌是一种近似于逻辑病句的错句，它从根本上拒绝来自语法的修改。”三、谎言拟态虚无
1960年代，无人对纪锡尧的这篇《病句遐想》发表看法。现今能够找到的纪锡尧通信中，只有孟陆未曾经给大学同学徐广一（1911~2000）去信，谈起过这篇文章，后由徐广一在信中转述给了纪锡尧： “他（纪锡尧）有什么资格谈论诗歌？还是叫他安安心心地在床前照顾那些有病的句子吧！顺便请你（徐广一）问问他，我去成都前，他信誓旦旦与我说的那些话是否兑现过？我想他对谎话比对病句的研究更熟稔于心吧！” 大学毕业后，纪锡尧与孟陆未分道扬镳，前者去了北京，从事语文研究，后者游走西南山地，偶有诗歌发表。两人至死再无往来。如今，在纪锡尧的墓碑上，按照死者生前遗愿，铭刻着孟陆未组诗《刻毒似火》（发表于《太白诗刊》，1960年第3期）中的一句：他死在白天的深夜。 徐广一曾经表示，孟陆未信中的指责对纪锡尧打击颇大。此后纪锡尧曾数次写信给孟陆未，但这些信件都未得到回复。孟陆未生前没有诗集出版，文字性遗物全部留在成都婆家中，据研究者称，其中除了诗稿，并未发现纪锡尧的来信。 1981年4月，纪锡尧去世前一个月，《言语》杂志刊登了以他为第一作者的《谎言形态初探》一文。这是纪锡尧时隔20年后，重返语言探究的专业期刊。 纪锡尧在文中提到，根据以往的研究（高其年，1952），生活状态下的谎言存在两种拟态形式：有害拟态与无害拟态。谎言通过对真话的模仿，帮助说话者受益。在某些情况下，谎言完全以真话的形态出现，它并不编制虚假的信息，它的主语和宾语所指向的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因模拟了一种不存在的语言环境而令说话者受益。例如，两人相恋时发誓说“我爱你到永远”，就是一种环境拟态（何为永远？一种不真实的语言环境），这句话令说话者与聆听者双方都受益，因此也是无害拟态。反之，说话一方受益、聆听一方致损的情况，被视为有害拟态。但有时，一句失败的谎言反致说话一方折损，这种情况当然也被认为是有害拟态。 明确了有害与无害的概念后，纪锡尧终于切进正题，他在文中自问：小说语言是否是一种环境拟态呢？ “小说语言可以由真话组成，也可以全由谎言构成，无论它指向的对象是否真实存在，它都需要模拟一种对象在其间活动的环境。如若没有真话或谎言在环境中的有序运动，小说将只是一堆僵死的例句。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不乐意看到这种语句坟场式的小说。” 纪锡尧进一步细致考察了小说的拟态问题，并推翻了他之前的部分结论。 “试想，在自然界中有三种蛾子，一种剧毒、一种弱毒、一种无毒，它们都长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花纹，作用都是警示捕食者：‘我有毒，别吃我。’假设是无毒蛾在模仿前两者，那么一旦无毒蛾被捕食，没有造成捕食者受损，则警戒色失效，剧毒蛾和弱毒蛾个体都面临被捕食的风险。 “在这个例子中，剧毒蛾并不模仿谁，因此相当于真话。而无毒蛾因为对前两者的模仿，且有可能造成自身乃至群体受损，如同一句失败的谎言。 “反过来考虑，假设无毒蛾（谎言）模仿的对象是剧毒蛾（真话），那么捕食者一旦先吃掉真话，会立即死亡，其他的捕食者能否从死者身上得到直接的教训，就成为了谎言自身是否受益的关键：不能得到教训，下一个捕食者也许先吃掉谎言而安然无恙；能得到教训，谎言得救。 “如果中间的弱毒蛾才是谎言模仿的对象，那么捕食者吃进弱毒蛾后不致死亡但也不会太好受，其自身便获得教训从而避免攻击共享同一警戒色的上述三者，整个群体因之受益。这是无论谎言（无毒蛾）还是真话（剧毒蛾）都无法提供的保护。” 至此，纪锡尧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谎言的最佳模仿对象并非真话，而是另一种语言，三者共享近似的特征（警戒色），并因群体受益而成为一种无害拟态。他断定，这种语言中的弱毒蛾就是小说。散发微弱毒性、文本中既有真话又含谎言的小说如遭捕食，将使得捕食者在接受教训的同时，放弃进攻真话，也保全了无毒的谎言。 在纪锡尧看来，聆听者（读者）扮演着捕食者的角色，他们都是弱毒蛾口味的最佳品鉴师。 敏感的读者在阅读这段有关蛾子的类比论述时，可能为纪锡尧揪着一颗心，担忧他能否自圆其说。但纪锡尧想走得更远，他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再次探讨了诗歌。 也许是记起了老同学曾经对自己的指责，纪锡尧的笔调变得谦卑而惶恐，他说：依据前面的描述，弱毒蛾的警戒色是对剧毒蛾的模仿呢？还是受环境影响的一种趋同演化？是共同的环境压力选择出小说与真话的相似性吗？模仿小说的谎言，与小说中的谎言，又有何区别？ 过多的问号就像一丛丛荆棘，绊住了思考的脚步，纪锡尧试图快速推进自己的假想。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弱毒蛾与剧毒蛾在同一环境中演化，它们的色彩是对自然环境的应答。诗歌与小说的不同只在于，它不需要一个自然，它自己就是蛾子身上的红黑斑纹。 “演化是一场军备竞赛，当真话与小说的毒性对捕食者失去效用时，谎言也就失去了拟态的对象。小说中的谎言不复存在，生活中的谎言仍将存活。它将试图模拟虚无，就像无色透明的空气，在没有了听众的幕后，依然独自记录着诗歌音符的振荡。此种谎言的制造者从中既不获益，也不反受其损，他凌空虚蹈，犹如重生。”参考文献：
（1）纪锡尧.1961.病句遐想.玄黄.5(2):26~27 （2）纪锡尧.1981.谎言形态初探.言语.18(4):31~33 （3）孟陆未.1960.刻毒似火.太白诗刊.22(3):18 （4）黄薇.2001.孟陆未诗歌研究.诗坛探佚.７（３）:１３～１４. （5）蒋锦浩,徐亦玲.2002.纪锡尧文学通信.小说林.３(1) :59 ～68. （6）宋松峤.１９９７.病句示例与讲解.中学语文考试报.２７（２）:１０７～１０８ （7）吉楚学.１９９３．文学拟态理论趣谈．中学语文考试报.１７:（３）６～８| PS. 写作此文前曾向朱岳请教哲学中是否有关于病句的讨论，朱岳提到了“弗协调逻辑”。简单查阅了这个概念后，我把这个名词生搬硬套了一下，当然，它自身的内涵与本文完全无关。 |
| 收录于《隐歌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