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病 | 为了一种新小说

作者：高敬天 如果听到窗外或者楼下的咳嗽声又没有看到有人经过，你要认为是一只黑猫在咳。这是外婆教我们的。她说，要时刻提防黑猫。站在晃荡的地铁车厢里，我又想起她的病。外婆说半夜睡觉时，听到体内的沙漏在哗哗响，翻一次身就觉得异常空洞，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很久。她确定是在胆囊的位置，晚上在小区凉亭里闲坐，感到胆汁在周身盲目流浪，苦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血。一套检查做完，李医生告诉她，胆囊里有几颗小沙子。私下又把我叫到窗户边，说了没有人可以在自身伦理上达到自洽、注意病人心情、多吃蔬菜、在大树下蹲马步等等事宜，总之，家属要做好一定心理准备。其实他不用说那么多，听到伦理自洽的不可能时我就明白了，一种平均之病，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四岁起，我就开始用偷来的小木马、粉笔和蒿杆，给自己做十字架了。外婆家的梳妆镜上有一道深拗的裂缝，小时候我喜欢贴上去看，从裂缝里能瞄到一个牙疼的天使张着嘴喊“啊——”，我扮演牙医给他看病：“别怕，一会儿就不疼了。”外婆把我拽下来。梳妆台上立着一簇香。每晚外婆对着裂缝絮叨或忏悔，我偶尔负责安慰裂缝，还有角落的陈旧蛛网，孤儿般掉落的白石灰。外公很早就不在了。他刚正不阿，痔疮和道德是最关心的两件事。学校里有一个池塘，养着观赏鱼，有天下午几个街头混混翻墙进来钓鱼，又翻墙出去，校长和其他老师权当没看到，外公听说后丢下粉笔、圆规追上那几个人，一顿臭骂，竟也没有打起来。这件事他在餐桌上讲过三次，外婆从不插话。我知道他还在教育局里跟局长当面吵过几次架，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因为这些事吧，我家一直挺穷。他死的时候，外婆跟几个零零散散来吊唁的人说，他是个好人，圣徒。但也可能这是别人家的外公，我哪一个小学同学的外公。因为我很喜欢躺在床上编故事，外婆不像是一个有过外公的妻子，恰如我不像是一个有过外公的外孙，我很胆小，见到懒洋洋的猫都绕着走。我俩谁都不像曾有过家人。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看着一幢幢高楼，原来我们寄居在大地脊椎增生的骨骼里。雨已经下了半天，不停地从漏勺一样的外婆身上漏下去，她快要什么都盛不住了。老人斑成了她颜色最深的器官。我踩着人行道上的一根根蚯蚓，听着她沼泽一样的咕哝，也许是在责备我。不知道哪家的窗户外面还挂着几件衣服，因为主人该死的忘性而湿恹恹。在武汉上学时我发现居民楼的窗户下都有一根根棍子，人们把外套和T恤穿在棍子上晾出去，像十字架上钉着的一排耶稣。而在上海这些淋着雨的衣服，就像外婆的病，被耽搁在一个地方，忘记收回，被一种敌意和屈辱缠绕。外婆的病甚至比外婆更狼狈、更将无着落。带外婆去复查时，李医生在给病人们讲笑话。一个同事因为新型肺炎去世后，李医生就开始逐步倡导幽默疗法了。 “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小男孩走进树林里，男孩转身说道： ‘先生，天黑了，我有点儿害怕。’ 男人说：‘你觉得我就好受了吗？我回去的时候还要一个人走夜路！’” 李医生还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头禅：“可以把窗户关上吗？” 我喜欢他讲的那个笑话。不过李医生还不知道，其他病人也不知道，笑话里的那个成年男子就是我。说起来，还得回到讨厌的小时候。那时我们白天跟在捡破烂的孤寡老头后面，讥笑、捉弄他。我知道僵尸们在天黑后出动。我爸整天不在家，我妈晚上要去学校上晚自习，哭了几天后我躺床上揪着被角求她留下，她在门口转过身，“怎么了？”“我害怕。”“害怕什么？”“有僵尸。”她于是走过来，弯下腰轻声说，“没有僵尸的，别害怕。”又在我额头中央亲了一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无知又自信，但僵尸一直没来说明她的吻大概像符咒一样，额头至今隐隐作痛。小学三年级后我开始担心因为其他原因失去她，如果晚上一直没有听到她开楼下防盗门和走上楼梯的脚步声，我会隔三差五跑去阳台看马路上有没有骑着自行车的她，跪在床上双手合十，朝着天花板和墙壁的相交线用哭音祈祷。她一直不知道在她去学校之前就上床的我会听着她上楼的脚步声入睡。再后来我不出意料地长大了，会不露声色地孤立一个人，会梦到自己偷暗恋女生的内裤和胸罩，她发现后温柔地笑，会在打篮球时大呼小叫挑衅对手，不传球，也摆摆手不屑队友的挡拆，还会在过马路时一遍遍踩踏白色李陀。有时候洗澡时我对自己说：你觉得我就好受了吗？我仍然要一个人走夜路。哈哈哈。但是外婆知道，她听了那个笑话后没有笑。外婆什么都知道。她知道自己的身体里会掉沙子。她带我去沙堆上玩，告诉我，抓一把沙子用力攥，拳头攥紧，像个男人一样，不要松开（无论谁怎么打你嘲笑你），一直到没有一粒沙子再流出来，摊开手掌，保管好那几颗余沙，这样一次又一次，最终你要用它们驯养出自己的一枚枚伤口。而她的伤疤像器官上的叶子，开始沙沙掉落。她的终局是镜子上的又一道裂缝。我们没再听李医生说话，转身回家。他正在让我们把“可以把窗户关上吗”填一下。他每天都用那句口头禅代替一个词，昨天是“钢笔”，今天是“病历本”，有时候是一些更敏感的词。我推着外婆的轮椅进了地铁。一排长椅上的乘客默契地抬着头，在看电子屏幕上的综艺广告。像一排被同一根棍子奏响的音叉。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非全无相通。一阵电子的风吹起幕布，露出生活那只掐在每个人后脖颈上的手。外婆坐在两排长椅之间，她的轮椅稍高于长椅，手搭座把、靠住椅背，盯着天花板和车厢壁相交的一角，紧抿嘴，安详地突兀，像一个地铁之王。正在破译自身命运的小男孩绕着杆子转圈，发出“ha”、“hou”的叫声。我开始想我妈，有一天也许我还会再见到她。我是她用乳汁哺育的一个病。余下的日子里一只苍蝇每天从窗户飞进来，在屋里盘旋一圈或者两圈，顶多三圈后飞走。它是想和外婆或者外婆的病聊天。外婆在床榻上开始讲：高考前她被蛙叫吵得睡不着，父亲连夜毒死了一池塘的蛙（1978年恢复高考时她三十岁，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高考，但此时她说什么都没人细究了）；在纺织厂流水线上工作时，她看到一个工人对着一张扑克牌Q，拨弄胯下的阳具；盖世太保搜查犹太人时她在家里藏过一个小姑娘，但一星期后迫于家人反对让她走了，不知下落；丈夫离乡游学求宦，她拈着芙蓉唱“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被皇帝派出的采歌人记下；一个月前她坐晚十点的末班公交，看到一个外卖骑手站在树下的阴影里吃盒饭，电动车停在路边。一百年又一百年，人没什么变化。然后是崩散的沙沙声。像光从漂浮的灰尘里取出金子，外婆在一线夕光里脱下了她的病。小时候特别口渴时，外婆会用两只黄色大搪瓷碗，把开水不停从一只碗倒进另一只碗里，让我尽快喝到凉水。动作像召唤什么神灵的仪式。如今当我把右手小米热水壶里的水，倒进左手的玻璃杯里时，随着左手上不断增大的重量，偶尔也能体会到一种久违的异样感。你看着一个空杯子倒进了约五分之四的水，好像杯子确实有了一种倒满了水的杯子的气质，拎在手上不失沉稳，像拎着一杯神。这是外婆教给我的、别人夺不走的东西。按照外婆的意思，我把坟墓选在一片树林里，没有和郊区公墓的外公在一块。没有火化，她不愿和火聊天。用一张毯子裹了下，把她原封不动地放进我从小用到大的、“舒克贝塔”文具盒里。我带着它走进那片树林。李医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来，说他终于猜到了外婆留给他的谜语，“把这个‘可以把窗户关一下吗 ’打开吧。”他指着我手里的东西。我再一次打开盒子，像每次在考场准备开始答题时一样，文具盒里是一根牙签。“外婆留下的谜语，谜底也许就是外婆并不存在。” “也许外婆就是一根牙签。”我们把舒克贝塔埋进土里，小木板上写着：曾经的7号线上的地铁之王。李医生说：“你还记得笑话里的那个男人吗，我说的是我自己。” 李医生后来一直被人叫做“可以把窗户关一下吗医生”。就用这种方式，他把他的口头禅发展成了他的每个病人的口头禅。他还想传染给所有人。每年他会来看一次外婆，像看一面奇怪的镜子。那天我在地铁站里换乘，快步走着旁边慢悠悠斜插出一个老头，为了不撞到他我提前减速，他就沿着直线晃到了我面前，杵给我一方弯曲的脊背，边走边开始捶。走道宽阔，他斜插到我面前而不是在我旁边走，一步一步挪着，用右手捶着驼背，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我看着这个受难的耶稣，外婆的病流在他身上。